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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在要求别人道歉的中国,玻璃心养成竟有百年历史?

    2020-07-09

    总在要求别人道歉的中国,玻璃心养成竟有百年历史?

    中国以民族主义为重,而中国重视者,人人不得轻忽。过去三十年来,愤怒的示威抗议与激烈的谴责抗争持续不断,似乎预告着中国站上世界舞台,以崭新且强势的姿态揭开序幕。这一连串的事件导火线包括领土争议、北约组织战机意外轰炸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二○○八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抗议、中美撞机意外等许多纠纷。[1]其中不乏领导者与外交官尖锐的文字声明,以及中国政府审慎规画的牵制行动。中国各城市的外侨住宅同时可见和平抗议或暴力攻击。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言论蔚为风潮,鼓吹中国对外国政府「说不」(或更难听的话)。但背后的缘由很大程度来自平民百姓的直觉反应,而非单纯的国家立场。

    这些激动的情绪与严厉的言词,常使从旁观察的外籍人士为之咋舌,然而更令众人费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议必定特别强调过去──愤怒是一回事,这种历史意识绝对又是另一回事。这些纷争部分肇于过去本身与过去所象徵的,例如日本的教科书内容,或国际拍卖会推出了中国文物。国与国之间的争执、意外与大小事件可谓家常便饭,然而,为何中国经常如此愤慨地回应这些事件?或为何必须如此愤慨?为何过去如此重要?在各国侵略中国的当时,部分中国沦为日本或英国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国、美国与法国的砲舰驶进长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国、俄国及德国的掌控之下。然而,那个年代已经结束了,结束七十年了,难道不能纯粹把它们当成随风而逝的历史?

    我们须认识且理解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它伴随着中国撼动世纪的经济发展,它也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注入崭新且强盛的力量。我们也能想见经济强盛的中国将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许此情此景需要花点时间适应,但势必发生。然而,除非我们能理解这个现象其实并非奠定在中国今日的力量,而是扎根于过去的软弱,否则我们定然想不通这个现象,也不得与之交手的门道。这些争议埋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脉络,以及一八四○年代以来受制外国强权的经验。中国透过历史的稜镜展望二十一世纪,以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挑战面对眼前的现况。如果我们也透过这面稜镜,就能看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如何深植外部帝国占领的主要都市、殖民地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本书欲表达的不仅是单单承认此事实,而是在真正深入了解这段过去后,眼前的现象才会合理。这并非只是论点,而是他们的历史,他们赖以生活的历史。

    让我们以一度竖立在上海外滩河岸公园入口的告示牌为例。[2]一九五○年代起,这块告示牌曾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馆準备搬迁。博物馆某位员工后来谈到,当时的他并不晓得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还满心困惑地询问资深同事,为何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备丢弃的废弃物里。全球任何博物馆的确都会为了让现代参观者贴近体会历史,而仿造过去的文物。几年后,这件事情被写成一篇杂誌短文,文章写的不是这块告示牌的複製品遭到丢弃,而是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当时的公园确实贴着一块告示牌,但博物馆展示的那面告示牌却是以简体中文与英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告示牌曾经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数十年前,上海的中国居民确实因种族歧视而规定不得进入公园,其他受外国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规定。过去的入园规定众所皆知,刊载入园规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写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别容易激怒他人的辱骂)。这个坚信告示牌为真的部分历史可透过报纸与报导追溯。然而,告示牌实则是都市传说,其简化了複杂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关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经相当重要,而且影响遍及国际,上面的字词应该就要是那样。一九二○至九○年代的数十年来,儘管告示牌影响的层面略有不同,但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即便至今,依旧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兴的热门历史杂誌《世纪》刊登这篇语调嘲讽但内容严肃的奇闻,外国报纸很快便发现了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开头就说明种族排挤的真实历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张告示牌只是迷思、引发了什幺回应。他指出,许多人宣称亲眼看过告示牌,但他们看到的与记忆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馆的假造品。这篇文章不仅论点合理,而且陈述清晰,然而引发轩然大波。指出博物馆的告示牌是假造品,并驳斥传说,此举等于主张歧视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后来为此匆忙召开研讨会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挞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报纸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产党新闻发表的长篇文章,文章大力驳斥薛的说法。这篇文章从当代报导与回忆录列举证据,证明告示牌恶意的字眼乃是历史事实。《世纪》也被迫刊登这篇文章,承认错误且立即道歉。

    以知识论辩为主的全国报纸《光明日报》也刊出了刻薄的评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公园入口前的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他们犯罪的首要证据。」[3]作者特别担忧地指出:「有些人不懂过去中国历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怀疑,甚至想要轻描淡写带过,此举非常危险。」

    我也老早就撞进这起事件,不过不在上海,至少一开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伦敦皮卡迪利柏林顿府(Burlington House)的皇家文物学会(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es)会议厅。当时我正準备在午餐时间演讲,内容关于我的研究:上海英人与华人关係史,听众是每个月聚会一至两次的中国社(The China Society)社员。中国社于一九○七年成立,宗旨是「促进中国语言、文学、历史与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国科学、艺术、商业和社会事务。」[4]创社当年的第一位讲者是中国的驻英特使。多年来,这个社团曾经邀请了多位知名讲者,社员在各式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英国商人、外交官、政客、传教士与学者等,还有许多中国访客。听众聚集在温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这才发现,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团集会几乎变成了聚会场所。

    在场的老英国人,不是在中国出生,就是过去也曾居住于中国。我决定在演讲进入研究主题之前,先从上海告示牌的传说谈起,以及公园规定与传说中那块告示牌使用的字词。

    我以为临时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现场听众兴趣,没想到适得其反。演讲结束后,他们明白地表达对我的观感:我被指控对于英人身在中国的过去──也就是他们的过去、家庭、人生与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种种不必要的质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说谎并捏造证据以支持我的论点。他们不想再听到这个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说他们製造问题,每次听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厌烦。他们说,自己也有中国朋友,有些社员事后还提供事例与照片,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老朋友。他们会说,自己还有和以前的家僕联络。怎幺会有人认为他们曾对中国人做出这种奇怪的侮辱?我把他们当成什幺人了?

    真相需要讨论,虽然台下并非对的听众。我选择提起那块告示牌,是因为它已成为强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国经历外国强权的过去,留下长久且问题重重的后遗症:真实纪录留下什幺后遗症?纪录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遗忘与否认将导致什幺问题?我们不可能在面对历史的档案与报纸时,迴避这个议题。至少打从中国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国报纸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标示用词一直都是不断相互诘辩的主题。上海当地当然引发论战,国际报章亦是。一九○七年,这个故事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间流传。一九二○与三○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祕书处发给记者大批照片与资料,解释真实的告示牌为何。一九五○至八○年代,过去住在中国的外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争辩此事。[5]同时,上海的导游与告示牌不断向外国游客重述这个故事。一九七二年,国际知名的香港电影《精武门》(Fist of Fury/The Chinese Connection),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龙一脚踢碎那块告示牌。中国观众看了无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虽然踢碎了,但没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国过去被贬低的地位,至今仍经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对于蔑视过去、视之虚构的人而言,当然不堪一击。再者,因为告示牌在意识型态的驱使之下,已经成为「不容遗忘」的历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视。我们为何还要严肃看待政治宣传?而且,既然列强已经撤出这里,背后的真相大可轻易忘记。上海公共租界于一九四三年交还。外人占领广大通商口岸的时代已成过去,在中国社这种场合才会重提,甚至现在连中国社也不想提了。过去已经过去,外人占领的社会已不复存在。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难道一切还不能一笔勾消?

    当然还差得远,而且这仅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外国强权在中国的冲击和后遗症今日仍在,而且对于一九九○年代初期以来的新中国民族主义,更是日益重要。也许你也有注意到,李小龙在《精武门》对抗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个在公园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个甚至建议李小龙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园。从中国的脉络来看,很难还有什幺比这个更火上加油的组合。个人与国家尊严、殖民者于中国城市的作为、对日本与日本人的潜在敌意,这些错综複杂的问题依旧生动。而且,《精武门》的拍摄地点是中国国土上的英国殖民地。

    我们须记得并了解造成这个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并非我们只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幺,就可以让过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了解二十世纪国际化的中国,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野心。本书谈的是外国的入驻与之后的余波。影响直至一九九○年代的历史论战,持续到香港与澳门两个殖民地回归中国。我们越是有深入的了解,就越能了解中国现在(以及未来)是如何利用过去。

    本书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史,而是广大的民族主义中,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扮演的历史角色。虽然,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后遗症持续深远,而且由于政治理由,这样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观合理。现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险。本书谈的是外国的入驻与之后的余波。影响直至一九九○年代的历史论战,持续到香港与澳门两个殖民地回归中国。我们越是有深入的了解,就越能了解中国现在(以及未来)是如何利用过去。我的前一本书《瓜分中国:一八三二至一九一四年清朝的外国恶势力》(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我从外人逐渐居留中国的历史说起,始于一小区的英国商人不满受到广州法律限制,直到一战爆发前外国入驻已几乎控制整个中国。该书探讨商人的观点,以及他们在清朝国界内建立的世界。谈论他们的野心和行动如何遭受清朝官员与国民抵抗,也讨论他们如何与外人合作,利用外人达成个人目的。一切不离合作事业,但偶尔才有真诚又平等的合作。强行施压能达成的有限。我也探讨这段时期在历史序列的定位。而在本书,我从一战结束后开始追溯这些故事,历经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国共产党茁壮并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我会说明这些元素在共产党的「新中国」如何推进、过去的后遗症如何被理解与重新呈现,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国留下后遗症的外强又是如何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建立关係,还有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情况。写作期间,中国境内的两个外国殖民地脱离控制还未满二十年。一切依旧是当今的故事。

    上海这个告示事件的确是个迷思,但是,其背后所牵涉得更广,那背后是各国联盟挟着武器背书的条约和协议,控制这个中国核心地区、建立行政区,并发展成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这个行政区开发了着名的江边地区,俗称外滩,并在北端设立了一座公园,公园订定了数条规定,禁止狗和自行车、禁止摘採花朵、禁止华人入内(除了伴行外侨的家僕)。公园雇用英国人、锡克人、俄国人、日本人与华人,组成执行上述等规定的警队。居住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他们的社交与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掺杂着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态度、作风与政策。必要时,他们当然也必须包容中国居民,他们会在商场事务对中国人妥协,与中国人合作、谈判或合伙。那些公园规定有历史背景,也倍受争议。租界中的各国媒体在公开集会或透过社会政治组织,争论这些规定。一九二八年六月,公园规定改为所有人皆可在小额付费后进入公园。此事件捕捉到许多中国现代经验的元素,这正是本书关心的议题:抗议与抵抗、形象与无法理解的形象、中国境内由外国治理的複杂世界,以及此複杂世界长久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主题是外人的居留与这些时期的经历,此外,也必须讨论日渐重要的民族与个人尊严,当然还有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国耻」,以及中国与西方长久的暧昧关係(这里也包括日本)。所以,举例来说,这个故事是关于控制上海的是谁?何时?如何控制?着手打造可与外强竞争之新中国的是谁?何处?何时?如何打造?我们还须关注帮助中国的外国人、评论中国的人、人道主义者、政治运动者与雇佣等人的故事,更别遗漏了银行家与技师。本书也关于主导中国形象表现的是谁?如何呈现?由谁呈现?在何处呈现?好莱坞与皮卡迪利(Piccadilly)两地的重要性和上海与广州同等,一样重要的还有居留了传教士的九成中国县市。这是中国对外关係的故事,这些关係在城市与乡村皆鲜明;为国家发言的是谁?如何?何处?中国「问题」如何表达?提出什幺解决方法?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中国受到的西方诱惑,那股拥抱外国事物、想法与作风的渴望,例如中国如何开始跳舞?以及中国抵抗诱惑的力量,例如炸了舞厅的是谁?为何?烧了书籍或打压音乐的又是谁?这也是一个外国如何与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结合的故事。

    一九九一年,我首次拜访上海,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发现世界并没有停止运转。陈先生说:「叫我T.T。」陈先生当时七十七岁,曾任英商电力公司副理,现在已经退休。伦敦中国社的某位听众介绍我去拜访他。英商电力公司当年第一次雇用当地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那个人就是T.T陈。完美的战前英语措辞正好证明上海英美社区的背景。这样的家庭能资助他就读英语学校与大学(陈先生上的是圣约翰大学,美国传教机构),毕业后他们在外商公司与机构找到工作,然而,他们是华人,对国家也充满抱负。我第一次与陈先生见面时,他仍住在英国公司提供的房子,儘管数十年来,随着其他人搬进去,他逐渐失去那栋房子;我们初次见面时,已经缩减到只能使用一间房间。一九六六年算起的三年里,陈先生被软禁在那栋房子。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外国人的关係,使得他在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目标。陈先生被指控为外国间谍。现代中国历史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可从陈先生经历等面向看出,这样的家庭与社群的名誉如何变化?一九四九年国家政局扭转之后,中国面对过去的态度为何?而个人又是受到如何的磨难?就像是陈生生。

    中国不只是上海,也不只是陈先生的世界。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如何调整失衡的乡村和西化的都会区;外国与本土、自立与外援之间孰轻孰重,也是本书的主题。此外,一九四○年代之前,除了眼光极为独到的人,几乎无人想把中国当成模範,然而,一九四九之后,中国成为革命的灯塔。新中国似乎成为能够教导旧世界的新世界,启发全世界的想像。同时,新中国迷倒并启迪了从巴黎到祕鲁的观察者。同时,新中国也史无前例地孤立。一九七○年代,中国再度开放,过去显然仍旧是未竟之业,过去不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议题,过去更同时影响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身分认同。

    本书集结所有将告示牌故事视为己出的各种视角:谨慎的学者想在《世纪》杂誌提供真实无误的国家历史;当地人强调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这也是相当必要的理解);外国社区的居民(他们做了什幺?为了什幺?)我们也将在本书见到一九四九年后,以上视角的继承者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关係。这不是全盘的中国现代史,却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部分,这些主题对于了解广大历史影响至深,这些主题塑造了中国现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书取材中国、英国与美国的档案。本书部分源自中国的资料,在我第一次检视后就遭限制读取,主要因为后人发现过去的证据与今日官方的宣传版本相差太大。那些资料和告示牌故事一样,使官方说法矛盾或不攻自破。儘管如此,我仍能取得大量资料。海外资料相当丰富,这也证明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规模。

    一九九四年六月,公园告示牌事件被上海大众媒体收到的大量投书划下句点。三天后,我竟然收到邀请函,邀请我前往上海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演讲关于告示牌的主题。历史学家努力不懈。当时我不晓得《世纪》杂誌引起的轩然大波,而我在演讲后的秋天才发现,我之所以受邀正是为了支持上海怀疑论者的论点。我和怀疑论者一样,我相信必须接受那个故事实是迷思。[6]我也相信,除了过去外侨美好的回忆与后革命意识型态促成的坚固敌意(当然还有许多是革命前的),我们必须确实地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中国和西方互动的历程需要适切讨论,这个历程也需要中国之外的人记住。这段历史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消失只是迟早──前帝国心脏地区的各国人必然拥有遗忘的特质。外人在中国居留的意义和冲击,更是容易被当成普通历史,为人遗忘或忽视。在美国,这件事往往被当成欧洲或日本的现象,美国并无共谋,或者美国是以不同的姿态,是帮助而非压迫中国。我们该了解,这段历史更为複杂。我们也该了解,这段历史至今仍然生动且重要。

    本书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史,而是广大的民族主义中,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扮演的历史角色。虽然,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后遗症持续深远,而且由于政治理由,这样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观合理。现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险。

    《瓜分中国》出版后,我问了一位前英国外交官,他们平常谈论到该书里的事件时,他的中国同事与其他同事互动情形如何。他们很常谈到这些事件吗?他微笑看着我,回答:「好些年来,他们几乎只谈这个。」他们现在当然会聊聊其他话题,但是这类话题从未消失,依旧鲜活,而且火辣辣的。

    [1] 精采的研究参见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这一节我取材自Robert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Sign: History, Legend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 444– 66. 虽然一九九四年之后针对此题有大量的文献,并有许多人表示见过这个标示,但是都已证实为讹误。

    [3] 《光明日报》,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页三。这些报纸是《青年报》,大量流通的《新民晚报》、《文汇报》以及党报《解放日报》。《世纪》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刊登,在其他地方也被刊出。首篇驳斥的文章出现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党史信息报》,对此争议有许多文章投稿。值得注意的是,薛理勇原本更长的文章完整说明公园种族排外的历史,突显造假标示的故事:是流行杂誌中的优秀文章。

    [4] The Times, 4 January 1907, p. 3.

    [5] North China Herald, 15 November 1907, p. 428; 大批媒体资料可在上海市政资料库的上海工部局祕书处档案中查到:U1-3-1908, ‘Notice Board of Municipal Parks: “No Dogs or Chinese Admitted” (1925–1931)’. 香港的部分:我曾分别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六年与一九八七年《南华早报》读到相关争论。

    [6] 就在公园,根据二○一○年我在外滩历史纪念馆看到的文字陈列,以及一九九九年纪念馆半官方的导览,标示的故事是受欢迎的简化版本与不同规定的混合。然而,陈列也包括一些近期的旧漫画,其中清楚呈现这个冒犯的传言:个人观察,二○一○年十月八日;高达,《黄浦公园今昔》(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页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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